图文：比沃尔、切索拉等人面对面

这种动态调整机制具有经常性、局部性和行政性的特征，必须遵循依法调整、合理调整、正当程序、信赖保护等四个基本原则，通过对财政事权行为之授权、撤回、改变、撤销、废止、确认无效、委托等七种方式实现预期效果，不断提升我国现代财政治理水平。

该案一审法官撰写的裁判摘要指出：强制性行业标准是行业自治规范的重要形式之一，但就其性质而言，并非正式的法律渊源，按照职权法定的行政法治原则，无法作为行政主体履行职责的当然依据，依据强制性行业标准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属于可诉范围，法院应当依据法律、法规，参照规章，对强制性行业标准的效力来源及对应的行政行为作出审查。技术标准正是在这一空间之下在风险行政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它应当只是被高度尊重的标准，而非必须执行，只有合法有效的技术标准才可以强制执行。法律和技术标准之间存在分工。因而，本案环境基准的告示不具有处分性。对于技术标准的制定要求、制定程序等也没有充分的认识，一定程度上就将这一问题交给了技术专家。在政府修改有关二氧化氮的环境基准之后，有人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修改的决定。

从功能的角度说，技术标准是风险管理的一个手段。正是因为技术标准具有如此属性，其司法审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都应当获得认可，法院应当尊重技术标准的专业技术性一面，而重点审查其行政性的一面。4.处置 在现场检查中，为确保作出的行政检查行为合法，一般会对工作人员的人数和执法资格有所要求，例如按照《浙江省行政程序办法》第79条和第51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检查时，应当指派2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且其中至少1人是行政执法人员。

数字时代的行政法既要满足形式合法，也要追求实质合法，依法行政对行政检查提出的法律保留、程序规范和实体规范要求对大数据检查同样适用，可在此基础上进行数字化调适构造。[48]单勇：《跨越数字鸿沟：技术治理的非均衡性社会参与应对》，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5期，第69页。[9]按数据挖掘的时间指向不同，也可将第一类和第二类合并称为回溯挖掘，第三类则对应地称作预测挖掘。[6]法律必须对重要（社会典型的）生活事件和利益冲突进行调整。

发展至今的信息与通信技术帮助人类从被动适应转向了主动利用，人类已经能初步通过各种手段尽可能地提取海量数据，并且借助高性能的数据集通过复杂算法即时分析这些数据，从而得到预期的、非预期的结果。[36]另一项大型实证研究针对预测芝加哥枪击犯罪嫌疑人展开，结果也未显示该项目有效降低了犯罪率。

《数据安全法》第14条规定：国家实施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和支持在各行业、各领域的创新应用。[3]参见沈岿：《数据治理与软法》，载《财经法学》2020年第1期，第4-5页。[10]观察并总结实践经验，会发现预测挖掘已经广泛运用于我国的社会治安、市场监管、环境保护、出入境边防检查等领域。不过，设置行政程序的目的在于规范行政权的行使，通过控制过程确保行政机关所作的行政行为合法，在自动化行政导致程序缩减时，仍可根据新的程序模式重新设计，这也说明从程序角度有规范大数据检查的必要性。

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的分类并不新鲜，早在2000年由证监会颁布的《证券公司检查办法》第5条就提到了检查方式分为现场和非现场两种：现场检查指检查人员亲临检查现场，通过听取汇报、查验有关资料等方式进行实地检查。[43]参见马长山：《数字时代的人权保护境遇及其应对》，载《求是学刊》2020年第4期，第107页。警察的职能从简单的反应执法变为管理人类安全风险，从被动服务转向以情报指引工作，利用积极的信息收集和风险分析减少犯罪威胁和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从战略层面解决违法行为，这种改革称为情报主导警务。[64]可见，如何通过数字化促进依法行政是行政法的新命题，但促进也意味着坚守，得时刻关注数字化改革背后的变与不变，变的是行政机关的组织形式、程序设计、行为方式，不变的是法治国家对依法行政提出的基本要求。

[20]行政检查是保障行政法实施的积极行政活动方式，而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是保障行政法实施的消极行政活动方式。现代行政乃信息行政，行政机关大量收集数据并在内部实现全面共享，原因就在于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引入。

大数据检查通过机器对所有电子数据不加区分地进行挖掘分析，虽然也涉及被检查对象的个人信息权益甚至隐私权，但大数据检查本身也没有直接引起行政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或者消灭。[40]此外，在我国司法实务中也引入了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例如北京的睿法官智能研判系统、上海的206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贵州的法镜系统、海南的量刑规范化智能辅助系统以及浙江的凤凰智审等。

[28] 已有相关研究都将诸如电子监控这样的摄像、录像等技术直接放在行政处罚之下讨论，即以自动化设备采集、记录的数据为标准完成调查取证，进而对违法行为人作出处罚。[51]人应当为已经发生的行为承担后果，此时人的自由意志和能力必定受到限制，承担责任之后则回复圆满状态，这也是刑罚理念从惩罚为主变迁至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因，如何再社会化是刑事政策研究的重点。[2]与行政法相关的研究，参见王秀哲：《大数据背景下社会信用体系建构中的政府角色重新定位》，载《财经法学》2021年第4期。[26]由于美国行政法中并不区分检查和调查，这里的investigation包含了两者，所以获取情报作为燃料是行政检查和调查的共同特征。（三）全面数据分析有损人的尊严 过度依赖大数据分析，人的主体地位将被削弱，人的自由选择的意志和能力将被放弃，成为集体选择的工具。（一）法律保留 行政检查将会限制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或者利益，作为一种侵益性行政行为，按依法行政的原理应当遵守法律保留的要求。

第三，大数据分析的逻辑是通过统计过去预测未来，以过去的经验评价未来的行为，其分析结构可以简化表达为：因为X1过去+X2过去+X3过去……+Xn过去=Y现在，所以X1现在+X2现在+ X3现在……+Xn现在=Y未来。无论如何处置，行政机关都应当对大数据检查进行日志记录，经过一定时期进行档案保存，并尽可能将检查结果对外公开。

[41]当前，刑事和司法审判领域的数据样本多于行政领域，数据质量也较为优异，在行政机关拥有的数据存量和数据质量仍然不足的前提下，预测模型本身及其结果的可靠性仍然无法令人信服。3.数据分析和预警 尽管大数据分析的数据已经过个人信息的去识别化，但去识别化不同于匿名化，仍存在还原的可能，为防止自动化决策对个人信息自决及其背后所隐藏的人的尊严的侵害，《个人信息保护法》对自动化决策提出了特别要求。

[35]参见王锴：《论行政事实行为的界定》，载《法学家》2018年第4期，第59-60页。[55]参见章剑生：《现代行政法专题》，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2页。

[37]但也有研究展现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例如德国巴登符腾堡州警察机关针对入室盗窃使用预测系统后，此类案件的犯罪率显著下降。[9]参见程雷：《大数据侦查的法律控制》，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1期，第158页。但对于涉稳、涉恐案件，由于我国公安机关在开展警务预测时并未严格区分治安、一般刑事和涉国家安全刑事案件，反而出现了在刑事案件初查阶段遁入行政程序的情况，已经有学者指出，刑事侦查前的初查应当放在行政执法之下讨论。[56]按照大数据检查的四个阶段，即数据汇集、模型建构、数据分析和预警、处置，以数据行为规范为中心，进行程序方面的数字化调适设计。

[5]中共中央、国务院《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2021年8月发布。进入专题： 大数据检查 。

正如何帆所言，法官需要的智慧和智能，第一要务还是辅助和服务法官办案，而不是替代司法裁决、淘汰办案法官。大数据监控一词首先出现在国家安全和刑事法领域，是指案件侦查中用于预防、发现、同步监控犯罪、收集证据、查找特定对象或者对特定对象的监控。

可见，在立法者眼中，其认为非现场检查相比现场检查的效率更高，对行政相对人的权益限制也较小，这样的观点忽视了数据分析背后所付出的人的客体化和工具化的代价。[21]参见章剑生：《现代行政法专题》，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5页。

[61]参见章剑生：《现代行政法专题》，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9页。行政机关共享数据，同样应当基于履行法定职责的目的，限于实现该目的的必要范围内，实践中公共数据按照共享属性分为无条件共享、受限共享和不共享三大类，尤其受限共享类数据在共享时应当严格遵守内部的审批程序规定。第二，禁止自证其罪原则还反对利用强迫获取的信息来证明行政相对人违法，应当坚持大数据检查的辅助性，即行政机关不得直接根据检查结果作出不利于相对人的行政决定，应当根据案情进行进一步的现场检查或者转入调查程序。以说明理由和听取陈述、申辩为例，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检查之前，本应当向行政相对人简要说明行政检查的事实、法律依据，并听取相对人的陈述、申辩，以决定是否实施行政检查。

[12]参见赵炜：《公安改革40年：历程、经验、趋势》，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8页。[63]既然禁止自证其罪原则同样应适用于行政检查，那么可以从两个方面对大数据检查进行规范：第一，禁止自证其罪原则反对的是强迫行政相对人自己提供信息，在最开始收集数据时就应当尽可能地告知行政相对人所收集数据有作为大数据分析的可能性。

所谓的自动化决策，按《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3条第2项规定，是指通过计算机程序自动分析、评估个人的行为习惯、兴趣爱好或者经济、健康、信用状况等，并进行决策的活动。例如我国台湾地区通说就认为，行政机关为达成特定行政目的，对于特定行政客体所为之查察、收集资料活动，或行政主体以搜集、查察、验证相关事实与资料为目的，就具体时间，针对特定人民行使公权力之行政检查措施，归属于事实行为。

[62]同样的关切也发生在行政法领域，自动化行政下行政机关高度依赖数据的互联互通，若超出最初收集数据时的目的利用这些数据进行调查，从而证明行政相对人违法并以此施加处罚，属于一种非自愿的自证其罪。即便是预防性的日常监督检查，虽然行政机关有权裁量何时启动检查程序，也需要有法的授权，所以《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61条第2款要求：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对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公共场所进行日常监督检查，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执行。